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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旦教授称转基因水稻的环境风险很低

2012-5-1

文汇报4月13日报道 去年底,农业部向两个抗虫转基因水稻品系颁发安全证书,开了国内先河;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问题由此成为有着很高关注度的公众话题。

转基因安全涉及两个方面:一是食品安全,二是环境安全。食品安全,关注人或动物在食用转基因作物后,会不会发生急性、慢性的毒性、致敏性反应,以及转基因作物的营养成分是否改变;而环境安全,关注的是转基因作物大量种植后,会不会对环境、生态造成负面影响,比如转基因“漂移”进入周围非转基因的同类作物以及其他野生近缘种植物的DNA序列,或者影响土壤微生物群落,影响生物多样性。

对于转基因作物的食品安全,国内外研究较多;而且我国已规定,任何转基因食品在外包装上必须明确标识,让消费者知情和选择,安全管理相对成熟。但对环境安全的研究至今尚少,而自然环境因素错综复杂,各种变量交织,控制难度很大。

经过10年努力,中国科学家对转基因水稻的环境安全性问题的研究有了重大进展,初步证实:风险很低。

“水稻是转基因逃逸低风险作物”

“当初我是带着质疑开始这个研究的。”这项课题的主要负责人、复旦大学生态与进化生物学系主任卢宝荣教授告诉记者:10年中,他的课题组开展了大规模的田间实验,检验的水稻样本达200万株,发表了60篇论文,其中36篇是SCI论文。如今,针对风媒传粉植物的环境生物安全评价体系已经建立,同时,他个人对转基因水稻的环境安全评价趋于正面。

卢宝荣是国际生物安全研究学会的现任主席,这并非只是个人荣誉,而标志着中国转基因生物及其安全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;他还已连任三届中国国家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。

水稻是一种风媒植物,借助风力而不是昆虫等媒介传粉,而花粉就是水稻“基因漂移”的载体。通过在国家许可的转基因研究园区内进行的多年实验,卢宝荣课题组证实,“基因漂移”的概率与不同水稻种植空间的间隔距离相关,会随着距离增加而迅速下降:近距离(小于1米)条件下,相邻的非转基因水稻品种中,只有不到1%的植株出现了转基因水稻的基因片段,而如果增加5-10米的间隔距离,转基因“漂移”的概率就会降至0.001%至0.0001%,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

最终,卢宝荣作出了“水稻是转基因逃逸低风险作物”的判断,同时将“6-10米”作为转基因水稻种植的安全隔离空间。这在国际上是率先报道。

他告诉记者,不同国家对农产品的转基因“无意混杂”都有一定容忍度,也就是说,在没有标识为转基因的农产品中,允许存在一定比例的转基因产品:日本为5%,韩国为3%,而最为谨慎的欧盟是0.9%。根据他的研究,转基因水稻如在中国推广种植,只要采取一定的隔离措施,那么周边普通稻田的非转基因稻米由于“基因漂移”导致“无意混杂”的概率会很低,可以放心出口而不会引起贸易摩擦。

他们同时发现,转基因水稻对某些野生稻种的“基因漂移”概率要高一些。野生稻是天然基因宝库,在我国,此类野生稻主要在广东、广西和海南等地有零星分布。对此卢宝荣建议,在以上特殊地区须实施更严格的空间隔离(100米以上),或不推广种植转基因水稻。

“获得圆满回答,还需要10年”

至今,科学家们向水稻“转入”的基因,主要包括抗虫、抗病以及抗除草剂基因。我国首批获得证书的两种转基因水稻,转入的是Bt抗虫基因,这种水稻能产生特殊蛋白,专一性地破坏稻螟虫的肠壁,而对人畜以及其他“非靶标”昆虫和生物无害。

卢宝荣指出,基于他所知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方面的学术信息,以及他在环境安全方面的研究,他认为,经过国家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并批准的转基因水稻是安全的,转基因作物总体上利大于弊。

卢宝荣展示了几幅他们的田间实验照片。照片上,大田里交织种植着转基因和非转基因水稻。由于没用农药,普通水稻受虫害影响,严重枯死,而转基因水稻则是生机勃勃——一方枯黄夹杂一方翠绿,就像一个硕大的国际象棋棋盘。

他告诉记者,在开发出Bt转基因作物之前,曾尝试喷洒“Bt生物农药”,以求类似的“定向杀虫”效果。事实证明,Bt生物农药不会破坏生态平衡,也没有影响生物多样性,但它容易被雨水稀释和冲走,无法长期起效。种植Bt转基因水稻,从理论上说,在同样的环境安全影响下,“定向抗虫”效果会明显得多。而普通水稻要用大剂量的广谱杀虫剂,且不说会破坏田间的食物链和生物多样性,对食用者也是麻烦:“为什么公众对农药不在意,却对转基因过度恐慌?”

按照权威预测,如果不开始一场新的“绿色革命”,到本世纪中叶,全球粮食的增产速度将跟不上人口增长,可能出现新的粮食危机。正因为如此,全球转基因作物的推广重心正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,但中国显然有些停滞:2009年,巴西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增长了35%,印度增长了11%,而中国则下降了3%;总体上,中国的种植面积只有巴西或印度的1/2。

卢宝荣表示,转基因水稻的环境生物安全还有其他一些问题需要研究。他们用10年证明了转基因水稻的“基因漂移”风险很低,但低概率的“漂移”事件如果发生,究竟会出现怎样的生态后果?如何进一步降低其生态影响?

“要获得圆满回答,我还需要10年。”卢宝荣说,他对转基因水稻的正面评价不变。

(本文来源:文汇报 作者:张懿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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